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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点“扼要的阐述”
新闻来源:转发    发布时间:2015-04-13 09:02:29    点击率:1769
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安排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他还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他经过15年潜心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他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在这本书的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马克思说明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这一经过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运用和得到证明的过程。《序言》中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本文以下凡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字,不再加注)接下来,他用800多字的篇幅简要地表述了这个“总的结果”。恩格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说:“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页)马克思后来讲到这篇序言时也说过:“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页)《序言》中这一段论述,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最完整最简明的概括,是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依据。列宁、毛泽东都曾大段地引用这些论述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按照党中央关于原原本本地研读经典著作的要求来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序言》是一篇必须下工夫认真研读的著作。本文按照马克思原文的顺序谈谈对《序言》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
 
       一、马克思用四个基本范畴勾画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理论思维是运用概念、范畴来把握客观对象的。人类社会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其基本结构是什么样的呢?《序言》中这一段论述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四个基本范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界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这些范畴勾画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解这段论述的关键是准确把握这里提出并阐明的“生产关系”范畴。其一,它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关系。其二,它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具有客观性。其三,这种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就是说,这些关系的发生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因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的。
 
       马克思运用“生产关系”概念提出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范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因为在它上面竖立着上层建筑,所以称为经济基础;而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这样,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四个范畴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说明,而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也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了: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在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整体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在相互作用中推动社会发展,各种因素都起着自己的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这是社会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序言》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这一思想做了通俗而透彻的阐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所以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确立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都应该从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理解。这个原理为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奠定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如恩格斯所说,它“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页)
 
       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全部哲学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几千年哲学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竞长争高。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社会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即使是费尔巴哈那样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进入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也陷入了唯心主义。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唯心主义历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错误,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把社会意识当作决定的方面。社会存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马克思揭示了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确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着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8页)确立了这一基本原理,历史才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所有关于社会历史的学问,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序言》中这段论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导致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一般进程。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生产力一直是在生产关系中运动的。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它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必然同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适应一定阶段生产力的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它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会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严重阻碍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当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时,必然要求变革建立在原有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而改变,并无例外;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程度、不同表现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不同部分的变更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或慢或快” 的。
 
       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反映为法的关系。“财产关系”是经济关系在法权上的反映,所以马克思说它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时,针对着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着重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的“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阐明了在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序言》中还没有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的矛盾称为“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8页)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这一论述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重要范畴,蕴含着这两对矛盾贯穿一切社会形态始终并推动社会发展、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性质和表现的思想,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与旧社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
 
       五、分析社会变革的根据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思想
 
       在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起社会变革的规律后,《序言》指出了分析社会变革的根据,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揭示社会客观规律是为了运用它去观察社会、指导实践。马克思提出了考察社会变革的方法论原则。既然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正如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一样,判断一个时代也不能以意识为根据。只有以社会存在特别是物质生产为根据得出的认识和判断才是靠得住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物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客观性,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因而是考察社会的可靠的根据;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力求克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维护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是复杂的、未必符合客观实际的反映,甚至是虚幻的反映,因而不能作为考察社会的根据,倒是需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解释各种意识形态为什么是这样的。
 
       马克思根据这样的考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社会革命发生的终极原因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因此,当一种生产关系和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这个社会形态是决不会灭亡的;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与现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要求用新的生产关系取代它时,是决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这两个“决不会”表明,社会革命是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生产关系是不能主观随意地改变的。《序言》中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强调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客观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指出了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根源,革命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取得胜利。有人用两个“决不会”来指责、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成功正是社会实践对其具有客观根源和客观必然性的证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1页)
 
       社会的发展是不断提出和解决一定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一定的历史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中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是由人们主观决定的。它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之中。离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历史的任务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不能被提出来。马克思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他反对离开客观历史条件提出“不着边际的”、“幻想的问题”。他说对这样的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因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
 
       六、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指明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是由马克思创立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范畴。这是一个从整体上概括一定性质的社会,从而把不同性质的社会、把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分开来的范畴。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就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是生产方式,特别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
 
       马克思所说的“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古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当时是指东方存在过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的生产方式。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成果深入研究了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此后便把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看作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位置。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预见到将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的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序言》中提出的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发展成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经受了历史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历史运动的阶段性、顺序性,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我们正确地分析各种社会、认识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述, 最后得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一方面是失去了生产资料、仅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产阶级。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这种对抗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对抗。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51页)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到一定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同狭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冲突,要求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强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为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物质经济条件,同时,资本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越壮大,资产阶级社会造就了置自身于死地的社会力量。马克思说:“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8页)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结构的社会形态,它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此开始,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页)所以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在《序言》中的经典表述,精辟地阐明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紧密联系实际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者:田心铭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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